在秋光初敛、夏暑渐消的时节，贵州黔南某县的曾建军（化名）特意给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法院法官胡光伟打来电话：“感谢法院，这笔追了九年的钱款终于是退到手了，我们这20名出租车司机的声音，终于被听见了。”
此前，在2024年底，出租车司机的代表们围在都匀市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立案窗口前，手里攥着泛黄的材料。领头的曾建军将一摞厚厚的行政起诉状等材料递过去，纸张边缘被反复摩挲得发毛——这是他们为追回一笔“该得的钱”，在九年里攒下的所有凭证。
“法官，这笔钱我们追了九年，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曾建军的语气里满是疲惫与无奈，但在尾音里还透露着一丝丝期待。
九年困局：20名司机的追薪路
时间回到2016年，某县出租汽车行业改革的消息让当地出租车司机们格外振奋。
“当时政策说，之前交的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使用费，会按剩余期限清退，我们都觉得国家政策暖人心！”曾建军回忆，按照某县出租汽车行业改革实施方案以及某县交通运输局随后公示的退费名单，他们20人都在退费名单上，想着应该很快就能拿到这笔“减负钱”。
可左等右等，退款始终没到账。
“一开始找交通运输局，当时的单位负责人说会解决，可之后就没了下文。”曾建军和其他司机们一次次跑当地各个相关行政机关，直到某县交通运输局成立调查小组，才揭开了“谜底”——该退款被财务人员杨某某以现金形式交给了另一名工作人员张某某，可没过多久，张某某因职务犯罪入狱，这笔钱的去向彻底成了“糊涂账”。
司机们凑在一起时，常常红着眼眶叹气：“钱不算多，可都是我们起早贪黑跑出来的辛苦钱。”
破局之道：从“单打独斗”到“三方协同”
都匀市人民法院作为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法院，受理福泉市、瓮安县、龙里县、独山县和三都水族自治县五个市县的一审行政案件。2025年初，承办法官胡光伟拿到案件后，第一时间梳理了关键信息：涉及20名群众、时间跨度九年、行政机关内部流程不畅，若简单走诉讼程序，不仅耗时久，还可能激化矛盾，甚至引发群体性上访。
“必须找到既能保障群众权益，又能推动行政机关主动纠错的办法。”
都匀市人民法院当即决定打破“单打独斗”的办案模式，将案件推送至案件属地综治中心的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中心，启动“跨法院、跨部门、跨地域”的行政争议协调化解机制。协调化解中心迅速联系属地法院和司法局——属地法院熟悉当地社情民意和行政机关运作模式，属地司法局为行政机关提供法律指导，三方形成“1﹢1﹢1>3”的合力。
随后，三方召开专题研判会，明确分工：都匀市人民法院作为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法院，负责把控案件法律方向，制定调解方案；属地法院负责对接当地党委政府，向某县交通运输局传达群众诉求，督促其正视问题；属地司法局则协助某县交通运输局梳理历史账目，厘清责任边界。
为了不让司机们再奔波，都匀市人民法院法官们多次驱车往返都匀市与该县，一边耐心安抚司机情绪，详细讲解调解流程，一边与某县交通运输局负责人反复沟通，分析“久拖不办”的法律风险和社会影响。
“你们想想，20名司机九年里反复奔走，如果这次还是没结果，不仅会寒了群众的心，还会影响政府公信力。”在与某县交通运输局的沟通会上，法官拿出司机们的收入流水和多次上访记录，“现在只要你们主动核实账目、落实退款，既能解决问题，也能重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这才是双赢。”
终得圆满：筑牢行政争议“终点站”
经过近半年的协同努力，都匀市人民法院推动“跨法院、跨部门、跨地域”的“三跨”案件协调化解机制逐步落实落地。2025年5月20日，终于迎来了关键的调解时刻。调解室里，司机代表们坐成一排，某县交通运输局负责人带着相关工作人员到场。
“真的能拿到钱吗？我们等这一天等了九年啊！”经过多次磋商，当法官宣读调解协议——某县交通运输局在6月30日前，一次性退还20名司机共计58873元经营权有偿使用费时，曾建军激动得声音都有些颤抖。
6月30日之前，司机们陆续收到了银行到账通知，纷纷向法官发来消息，有的说“终于能给家里一个交代了”，有的说“以后遇到事，知道该找法院、信法律，也让我们相信，政府是为老百姓办事的”。
这场持续九年的纠纷终获圆满解决并非偶然。2023年以来，都匀市人民法院持续完善“集中管辖法院﹢属地法院﹢司法行政机关”的争议协同化解机制，与五个非集中管辖法院联合出台《关于行政争议协调化解院院协作实施方案》，将行政争议协调化解平台与属地法院的诉调对接中心深度联动，进一步构建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法院与非集中管辖法院化解合力，形成“法律指引﹢民情沟通﹢行政纠错”的标准化流程。近三年来，都匀市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调撤率达到了44%。
“今后，我们会继续发挥集中管辖法院‘懂专业’和属地法院‘懂民情’的优势，通过委托调解、联席会议、信息共享等方式，让更多行政争议得到实质性解决，真正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信任留在群众心里。”都匀市人民法院院长赵兴文表示。
